推开商场旋转门的瞬间,暖气裹着人造雪松香扑过来,像有人往我耳后抹了层融化的黄油。三楼拐角的欧美精品店亮着琥珀色灯光,玻璃橱窗里挂着条酒红色羊绒围巾——店员说它有个名字叫“久”,取自某种意大利染料在丝绸上晕染百年的传说。
我对着镜子试戴时,手机震了一下。是助理发来的《花蝴蝶》在线播放链接,弹幕密密麻麻浮过屏幕:“马冬梅好久不见”“姐的喜剧细胞是祖传染色体吗”。视频里二十多岁的我正吊着威亚在空中扑腾,绿幕背景像没搅开的抹茶奶盖。那年拍完打戏,膝盖肿得能塞进两颗溏心蛋,如今却在羽绒服口袋里摸到Max Mara的羊皮手套——时间总爱把狼狈腌成笑话。
店员端来一杯伯爵茶,热气在围巾绒毛间结成细小露珠。茶渍沾到虎口时,我忽然想起丹东老家的搪瓷缸。2005年拍《黄金甲》,导演说我的旗袍开衩要再高两寸,母亲连夜寄来的护膝还带着樟脑丸的涩。现在橱窗外飘过穿露脐装的姑娘,肚脐眼亮着碎钻,像嵌在奶油蛋糕上的糖霜星星。
二楼中庭的圣诞树突然亮灯,金箔片簌簌落在肩头。有对情侣在拍短视频,女孩的蝴蝶结发卡滑到耳边,男孩哼着跑调的《Jingle Bell》。他们身后的大屏正重播我去年扶贫项目的采访,高原紫外线给颧骨镀的釉还没褪干净。导购轻声问要不要包起围巾,我摇摇头,往捐款箱投了张纸币。金属碰撞的脆响惊动了立柱后的流浪猫,它叼着半块蛋糕胚窜进消防通道,尾巴扫过地砖上我的倒影。
离开时旋转门把圣诞颂歌切成碎片,手机屏还亮着那句“马冬梅好久不见”。停车场路灯把雪地照成老式菲林,羽绒服兜里“久”的吊牌硌着手心,烫得像颗没来得及许愿的流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