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年深秋的梧桐叶在窗外沙沙作响,后台的霉味裹着油彩的苦香钻进鼻腔。我蜷在《雷雨》第三幕的布景夹缝里,掌心贴着老木地板的纹路,那里残留着三十年话剧演员跺脚时的震颤。隔壁化妆间传来窸窣声,师哥师姐们正在用酒精棉片擦拭假睫毛上的陈年胶渍——像某种隐秘的仪式。
手机屏幕突然在戏服褶皱里亮起来,红杏直播的推送框跳动着灼人。拇指悬在删除键上方时,画面里男女交缠的剪影被舞台追光切割成碎片。他们身后窗帘的褶皱竟和此刻我头顶的天鹅绒幕布如出一辙,连喘息声都像极了二十分钟前女主角在侧台背台词时的气音。
道具师傅的烟灰缸在角落发烫,余烬落进我装矿泉水的纸杯。滋滋声里,虚拟的呻吟与现实的嘈杂开始共振。女场务踩着十厘米高跟鞋掠过时,鞋跟敲击地板的节奏恰好卡进直播间的喘息间隙。我突然发现那些被汗浸湿的戏服衬里,在手机冷光下泛着和屏幕里肌肤相似的水泽。
更衣镜映出我脸上未卸的老年妆,皱纹里还卡着周朴园的悲怆。直播间飘过一行弹幕:“宝贝你演得真假”,而舞台监督正用马克笔在我手心写下“记住你是暴君”。后台的挂钟突然敲响整点,道具间传来石膏像倒塌的闷响,所有虚实声浪在此刻坍缩成耳鸣。
最后一次整理长衫盘扣时,追光灯的光斑游移到手机屏幕上。那些扭动的像素点突然让我想起表演课教授的话:“高潮戏不是嚎叫,是喉结的颤动。”上场铃炸响的刹那,我把直播界面按灭在周朴园的怀表盖里——金属外壳残留的体温,像极了人类与机械共同分泌的羞耻。